学术观点|李战子：评价理论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应用与拓展

评价理论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应用与拓展

李战子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    要：

当下国际传播话语种类繁多，面对国际传播新语境，细致分析话语态度和话语声音来源的评价理论可获得新的应用，并可在维度上不断拓展。本文讨论国际传播话语中更加丰富的评价态度资源，提出对于讲好中国故事而言，可注意梳理国际传播话语中主题相关的评价语义维度，建立国际传播话语的跨文化评价意义发生学，聚焦特定案例中的评价分析。

关键词：

评价理论;国际传播;新媒体;情感分析;语义维度; 

作者简介：

李战子，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防语言，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

文献来源：李战子.评价理论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应用与拓展[J/OL].外语研究:1-6[2022-04-25].https://doi.org/10.13978/j.cnki.wyyj.20220406.001.

0

引言

国际传播的数字化转型带来话语生态的巨大变化，话语理论也应顺势而为。全球舆论场的各种话语为评价理论提供了生动丰富的语料。国际传播研究呈现传播学和新闻学理论的多元学科视角，其中的语言学话语分析视角仍亟待加强。在国际传播话语分析中，聚焦评价研究的应用和发展有助于更好地揭示国际传播话语的意识形态。

评价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词汇语法框架。它考察的是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所涉及的情感强度，以及作者阐明价值并联盟读者的各种手段（Martin&White 2005:23）。也就是说，评价理论关注那些使说话人及其所说的话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手段，这些手段使语篇的人际关系随之发生变化（李战子2002:282）。近20年来，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论上线后，在话语分析领域出现了大量用评价理论对各类语篇的评价资源进行统计分析的研究论文。评价理论所关注的态度资源、介入资源和分级资源在不同语类的语篇中，具有不同的组合呈现方式，通过描写这些评价资源的组合，可对话语的人际意义做出深入揭示，从而对话语的立场和定位做出更精准的理解。

事实上，评价理论自身的传播就得益于一个资源不断更新的网站The Appraisal Website(www.grammatics.com）。该网站有简明扼要的副标题，即“态度、争论和人际定位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attitude,argua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positioning）”，内容包含评价分析、简介课程、理论概览、关键参考书和下载学习资料，以及理论起源的评价与媒介话语等。这似乎从一个元传播的角度提示我们，国际传播语境对评价理论的推广和应用起到了助力作用。

回顾一下比国际传播出现略早的“全球传播”概念，其实已包括了评价理论的关键词。传播学者弗里德里克（Frederic）把全球传播描述为研究个人、群体、政府以及信息技术机构跨国传递的价值观、态度和信息，包括国家的外交政策、国际纷争及其解决方案、新闻与信息流通、大众传播政策等众多的复杂领域（Frederic 1993:251）。有学者认为全球传播研究的涵盖范围比国际传播更广泛，包含了全球信息化进程中的众多新课题（郭庆光2011:230），另有大量研究者将国际传播中的舆论对抗看作是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荣婷，李晶菡2020）。

在当下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性的理解中，我们认识到需更有效传播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随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因此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和文明观等新理念以及我们的全球治理观；同时要建构新型国际关系话语，即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与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话语。

在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视域中，这些内容层面的传播要经由人际意义层面的话语耦合,将态度、争论和人际定位融合其中，才能使话语的主张抵达传播受众。如何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和理解人际意义中评价意义的建构和表达密切相关。

01

国际传播话语的情感分析与评价理论分析之比较

目前所见对国际传播话语的研究较多是基于语料库并运用量化的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在本节中我们将以一项情感分析研究（Mochtak&Turcsányi2021）为例说明情感分析和评价理论分析各自的优长，指出评价理论能涵盖较之情感分析方法更为精微的态度、声音和级差范畴。

该项研究的两位学者分别是卢森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Michal Mochtak和捷克帕拉斯基大学亚洲研究系研究员Richard Q.Turcsányi。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包括中欧、东欧、东亚以及中国外交政策。(1)

该研究的原始语料库涵盖了从2002年10月15日到2020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包含了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和发言人回答构成的“问答对（dyad）”21,355个。两位研究者将记者涵盖多主题的问题分割成单独的条目，选用了中国针对不同国际行为体或议程的话语，采用一种自动算法提取问答中的关键词作为查找标签，这也同时将语料库分成了可以进一步分析的主题。

为了聚焦有关美国的问题回答中情感极性的变化，作者总结了每年发布会叙事句子层面上的平均情绪，并将其标准化为-1（最消极）到1（最积极）之间的不同量级。结果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涉及美国的官方话语在总体情绪方面约可分为两个阶段。2012年之前显示出的对美国的情感呈现积极趋势，总体较为温和，并在2011年达到峰值，随后涉及美国的话语情感便持续走低，并在2018年后降到最低点。这些发现与这个时间段中中美关系的实际走向基本吻合。

该项研究运用了话题追踪、关键词语境化、情感分析和论点挖掘等方法。作者也意识到这些分析并非都必须做计算机辅助为基础的量化，计算机自动运行的算法并不能替代传统的话语分析，包括细读和对话题的深入阐释等，但计量视角可以大大增强话语分析的强度和活力。研究包括应用“中国外交政策话语中对美情绪”主题标记识别，将每一个句子的情绪标准化并赋值，这样的做法与评价理论中对情感的识别和分析有所不同，但又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我们可观察到的，评价理论中的情感维度（affect）在国际传播话语中呈现特定样态，如常常将情感名词化，话语中通常不出现明确的情感感知者，个体叙事话语中的情感维度往往丰富多样，可以说在国际传播话语中情感维度呈现隐性表达。

评价理论将情感维度置于其系统分析框架的一个中心地位，与情感分析不谋而合，但在评价理论的态度子系统中，鉴别和判定的维度划分更加精细；而基于语料库统计分析的情感分析意在发现人们对于物品或服务的意见、情绪和感情，其实已经包含了鉴别与判定：两种路径各有利弊，对于国际传播话语，情感分析法其实是着重隐性的鉴别与判定。由于国际时政和外交类话语中涉及的情感通常为隐性表述，所以情感分析的方法，超越了评价理论对情感词的识别，有助于得出倾向性趋势，但只能做出比较概略的呈现。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话语分析也面临着语料数量适切的危机。在兰德公司发布的一份关于大数据研究问题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其利用与大数据相关的语料库技术从大量文本中提取了一些态度和评价的词汇。然而关于态度和评价的研究非常需要功能语言学评价理论的洞见，这其中评价理论充分考虑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假设，即将态度的表达看作是话语人际意义的词汇语法实现，这也是大数据统计时需要依赖的。

情感分析也是文本挖掘的一种方式。如我们所知，文本挖掘运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数据挖掘技术，对文本的语言特点、内容观点和情感倾向等进行批量化“挖掘”，试图发现大量文本中有一定规律性的潜在模式。这些工作涉及最基本的信息检索，包括预处理中的标注、分词，以及特征抽取和计算，还有各种文本的分类。在这些预处理的过程中，情感分析所采用的手段是较为浅表的。评价理论层级化、成系统的子概念还没有深入运用到情感分析中。

评价理论考察的“情感”表达通常由心理反应过程来实现，还可以通过表示情感的关系过程来实现。马丁（Martin）等还根据情感触发物是事实的或非事实的做进一步区分，如非事实性的情感，以fear为例，可以表现为行为上的，如tremble,shudder,cower，也可以表现为心态上的，如wary,fearful,terrorized等。他们还区分了情感是否牵涉到意图（而不是反应），在语法上这一区分表现为意愿性的心理过程（如I’d like it）和情绪性的心理过程（如I like it）。在国际传播话语中，针对目前基于语料库和数据的情感分析，可将评价理论对评价词汇语法的细致分类，综合运用到数据分析中，使数据分析中机器学习部分的平均化倾向得到平衡，特别是对读者定位等不同的评价项目的解读，这是数据计算目前还未能精微描述的质性维度。

此外，基于数据统计和机器学习的情感分析等方法也没有将介入系统（engagement）的声音来源差异考虑在内，由于量化的情感词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声音来源中，累积后得到的结论所能说明的问题就会比较有限；也还没有对分级系统（graduation）予以充分考虑，因此只能得出比较概略的结论。

评价理论也可以学习情感分析中基于数据统计和机器学习的方法。但评价理论的强项在于对重要文本的细致分类分析，不局限于“情感”，而是该理论的几个子系统的互动和综合考察。例如，对于国际传播话语中的公共卫生安全应急话语，我们也可做相应观察，如果说舆情分析是基于大数据的统计研究，公共卫生安全应急话语则应注重话语引导和建构，功能语言学可对新媒体技术下的多模态语类进行精微分层语法分析，指导大数据技术对非语言模态的数据收集，而仅仅基于量化的情感分析会显得粗疏，可充分利用态度系统中的情感、鉴别、评价维度以及介入系统中的声音来源分析，对话语的人际意义层面作出细致描述。

02

从语义重力到评价重力

通过分析话语中各类评价资源来描述话语的评价意义，这是我们经常采用的分析途径，以评价理论对国际传播常见语类———外交演讲的分析为例，常见的做法是对演讲中的评价资源从评价理论的情感、鉴别和判定等方面加以梳理、分类和统计，得出评价的一些模式，以此印证演讲的主旨和立场。

系统深入地认识评价资源，并且掌握考察评价意义的方法，对于提升国际传播中的话语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然而问题是，纷繁的评价资源在突出话语主旨时功能不一，研究者在量化统计时经常不作区分。笔者曾撰文提出以卡尔·美敦（Karl Maton）的语义重力为线索，考察评价重力，以区分与语境有不同关联程度的评价，为核心评价资源的有效区分和量化统计提供理论支撑。我们通过分析傅莹《中国是超级大国吗？》（Is China a Power）这一演讲中的评价资源和语义重力，概要描述了语义重力和评价主旨内容的关系，展示了评价重力在区分核心评价和边缘评价时的功能和效果（李战子，胡明霞2016）。

该项研究中借鉴的合法性符码理论（Legitimation Code Theory，简称LCT）是由英国学者卡尔·美敦在近年提出的，其代表作《知识和知者》（Knowledge and Knowers)(Maton 2014）对该理论做了概述。该理论关注知识社会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深度互动，应用领域涉及教育学、社会学和外语教学等多个领域。在LCT的总理论框架下，卡尔·美敦提出了四个理论模块，其中语义符码有两个方面：语义重力和语义密度。语义重力指的是和语境关联的程度。当语义和其所在语境关联强时，则语义重力大；当语义和语境关联弱时，则语义重力小。

在运用评价理论对演讲话语进行归类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融合运用了语义重力的思路，把演讲按照语义单位分成五个类别，以期得出评价资源在这五个类别中的分布，并提出评价重力这一概念，用来区分与话语主旨关联程度各异的评价。

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应牛津学联邀请于2009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在该协会发表演讲(2)。傅莹在演讲标题中使用疑问句“Is China a Power？”引出她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的思考。虽然没有明确态度标识，但锚定了语篇论述的中心。其次，在语篇的开头部分，傅莹谈论以前在辩论活动时的感受———“had a hard time in Oxford Union debate”并对辩论传统进行了赞扬———“good tradition of debating”。这部分既包含了个人的感受，又对主办方组织此类论辩的良好传统给予赞扬，属于演讲中的寒暄暖场，语义重力大，与演讲语境和场景密切相关，而像“hard”这样的贬义鉴别表述在量化评价资源时则需要区别对待。

在演讲的主干部分，我们看到鉴别和判定轮番出现的模式，被评价的内容主要是各国对中国地位的评价以及中国基本国情。通过鉴别和判定，作者引入了论辩议题的不同方面，在引用他国对中国看法的同时，阐明个人态度和观点。比如，“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经常有很多细微的审视（There is,therefore,a lot of scrutiny about what China says and what China does.）”。通过“scrutiny”凸显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要求过高，经常吹毛求疵，小题大做，为随后对于中国自身评价“注定会成为一个强国，但这需要时间（...destined to be a strong country.But it takes time.）”做好铺垫。在描述中国实力的时候，傅莹不掩饰对中国发展的赞许，例如“ascendance into world power status”，但是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不足之处，例如中国的服务业“still very young”；中国的成就“too tiny”；贫富差距“the prosperity is not evenly shared”。同时，也对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看法进行了判定，例如“The Western world tends to overestimate the economic progress in China and overlook China’s pronounced progress in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ist democratic development.（西方世界往往高估中国的经济成就，而低估中国在政治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上取得的显著进步。）”

这两处评价———overestimate和overlook构成了演讲中的核心判定，评价重力最轻，即高度概括了西方对中国误解、偏见和歧视的两种情况——一方面高估我们的实力，一方面忽视我们的进步。我们看到在演讲中，针对这些误解，傅莹运用了大量的实例进行消解和反驳。

通过分析发现，围绕中国实力和地位的评价是全文的主旨评价，评价重力低，即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超越了本篇演讲的特定语境；而一些偏向作者个人经验和情感的评价则相对边缘，是作者在演讲中作为铺垫和缓冲等所用，成为突出主旨评价的良好配合。借助评价理论我们系统探索了傅莹运用语言资源引导外国听众调整态度立场的方式和特点。以下是我们设计的区分评价重力的话语语段类别：

整篇演讲的行文节奏保持了语义重力上升和下降的错落有致。语义重力越轻，内容则更为客观，主要围绕中国实力和地位的评价展开；语义重力越重，内容则更偏向作者个人的经验和情感，与演讲主题没有直接内容上的关联，属于非核心评价。因此，在评价理论框架和语义重力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评价重力来区分核心评价资源和非核心评价资源。其中，评价内容主要指被评价的内容（the appraised）。语义重力重，则评价内容相对语篇主旨来说比较边缘，评价重力也就重，即受到语境的束缚更多。

在运用评价理论进行话语分析的路径中，如将评价重力纳入考察的范围，将有助于厘清关键评价和一般性评价表达的区别，这种区分在国际传播话语的分析中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运用语义重力等相邻学科的概念（Christie&Maton 2011），在国际传播话语的分析中借助评价重力概念，聚焦主要评价点，避免仅仅依靠统计得出的平均性结论，凸显国际传播话语的评价特质，考察话语评价维度中的重要评价。

03

建立跨文化评价意义发生学

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技术和功能主义的数字人文无法自动获得批判性的维度”（赵薇2021）。这也就是说，基于语料库的情感分析无法揭示国际传播话语在时间维度上变化的人际意义特质，尤其是在时间维度上变化的评价意义。

功能语言学针对意义变化的时间维度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意义发生学（朱永生等2015:28）。马丁等人提出了在语篇中展开的意义（logogenesis）、个体意义潜势的发展变化（ontogenesis）以及文化发展变化中的意义（phylogenesis）。这三者呈递进和双向促进关系，语篇的意义发生为个体的意义发生提供素材和可能性，这两者进而又为文化的意义发生提供素材，反向亦然（Martin 2010）。在国际传播语境中考察评价话语，我们应充分关注评价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发展和变化的意义，建立跨文化评价意义发生学。

在评价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构建理论框架的主要著作《评价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Martin&White 2005）是在语篇层面上对评价进行分类的，研究者对个体话语中的评价变化，例如演讲者话语等也进行了较多的考察，但在跨文化层面上评价意义的变化追踪却不多见，而这正是国际传播话语的评价研究需要关注和聚焦的层面。国务院新闻办2021年12月4日发表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3)就是分析“民主”一词的评价语义在文化和跨文化语境层面不断变化的话语素材。白皮书中阐释的“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并涵盖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还强调了协商民主这一中国民主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同时讨论了如何靠科学有效的民主监督将对权力的监督逐步延伸到每个领域、每个角落。将白皮书视为国际传播话语，那么对其中“民主”一词的评价意义就可以借助评价理论在时间维度上的意义发生学进行梳理和阐释。

我们认为意义发生学（genesis）是需要基于特定案例进行梳理的。针对国际传播话语的特定主题和精准传播所需到达的特定受众，我们可根据评价理论与主题和受众的关联，进行基于案例分析的梳理，避免将不同语类和不同领域的评价特征平均对待，也就是说进一步厘清评价话语与价值观话语之间的关联和差别，关注国际传播话语中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议题。

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对国际传播中的中国价值观话语研究还可基于对海外媒体涉华报道的批判性考察，如基于英国媒体涉华民生报道的道德基础研究（相德宝，杨月清2021）就运用了扩展道德基础词典（乔纳森·海特2014），测量从全球新闻语料库中提取的2016至2020年间《镜报》涉华社会民生的100余篇报道，研究发现报道价值聚焦“伤害”，阐释了个人与集体两种道德认知模型，指出此类报道放大负面道德基础，突出民生伤害，忽视关爱，并提出为突破民生伤害的道德冲突框架，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议题设置时需强化关爱的道德基础和主题，以调动国际受众的同理心。运用评价理论也可深入审视此类报道的话语特征。

把“情感”列为评价理论框架中态度子系统的一个维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跨文化差异的挑战，该理论框架中的其他子项目判定、鉴别等更需要充分考虑跨文化差异。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话语更加诉诸公众情感，评价意义作为人际意义中在词汇语义维度较为成熟的测量视角，提供了话语分析的重要切入口。后疫情时代，疫情动态话语、国际关系话语、健康话语和国家政策层面的话语等更加占据主导。按照领域来做个案研究的评价分析，也可以考察领域之间话语的交融和渗透，以及相互的影响（Martin&Doran 2015；李战子，范冰冰2021）。

后疫情期间的国际传播话语应力求避免歧视和偏见，促使国际社会在这场全球战“疫”中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加强协调合作和共同担当。新媒体平台上话语的声音来源可分为可见主体、不可见主体，以及其他各种丰富的引用形态。对于评价话语中集体态度的特定负面表达，即自媒体舆论场中大量的污名化话语碎片，亟须借助话语分析以评价的态度资源为切入点进行批评性解构，同时建构有效的反污名化话语。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分析，通过对评价因素中鉴别和判定的褒贬义甄别，并对被评价主体所经受的歧视和偏见予以揭示，能迅速识别这一类歧视话语，并对话语中包含的文化定型做出批判性解构。

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之一（张生祥2021:4）。从评价理论的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接受模式来看，评价接受程度应成为该理论的延伸研究维度，在系统→实现→文本→读者的层级中，评价的接受是精准传播的要点，或者说评价的议程设置至关重要。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的传播话语就对“民主”和“不民主”做了预设，其传播对象是一般读者和对象国民众，当被传播对象不接受这种评价时，评价传播的冲突就凸显出来。

我们可将软性主题中的评价与重大评价维度相结合，在对各国民众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话语中寻找共享价值的契合点。如我们所知，日常生活的评价共享最容易深入人心。我们在微信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经验和价值，这其中的价值分享比起单纯的论辩或叙述话语更容易引发共鸣或反响，是国际传播话语的有效组成部分。人文学科的学人们还可以在新媒体的各类平台上发力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勾勒其在国际传播视野中的意义，或阐释其跨学科的关联，或展开有价值的学术生活叙事等，从而传递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文学者的个体和群体形象就是这样的中国的一部分。（李战子2020)

同样，除个体的社交媒体分享外，主流媒体也应注重对文化价值层面的挖掘，适度减少宏大叙事，寻求与国际受众在价值和情感层面的共通点，建构融汇东西的传播话语，包括多模态话语。在对社交媒体新闻的读者互动机制考察中，研究者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为例，发现该公众号文章更多以正向的价值观念引导读者，这种互动方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Wu&Pan 2021）。在跨文化语境中，评价模式也可更加变化多样。其中可有对亚文化的拼贴与戏仿，在为受众带来互动和愉悦感的同时，增强对话语所蕴含价值的接受或认同（Kress 2017:60）。“从国际传播来看，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实践有效‘织锦’，编织进入世界文化地图而收获彼此尊重、和平共处”。（姜飞2021)

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说明中国并让世界听到听懂，正成为当下人文学科跨领域共识。在这个过程中，评价的声音显得尤为重要。“声音”在功能语言学研究中指的是评价选择的独特构形。如历史语篇通常可根据评价维度的组合分成三类，即记录者话语、阐释者话语和评判者话语。这些声音在考芬（Coffin）看来，是历史话语的关键性修辞策略。不同评价资源的组合被用来和读者协商意义，这些都是评估历史阐释的关键资源（Coffin 2002:525）。评价的词汇语法再现表明了作者的态度，也建构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表明了作者对所言说内容的情感、鉴别和判定，也构成了错综复杂的话语分析领域。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国际传播相关的新媒体平台的多样化评价符号资源，例如yyds(4)所蕴含的汉语拼音特质，包括微信表情符动图等的升级对文本评价资源的影响等。这里可应用的是评价理论的分级系统（graduation）：其中力度（force）指的是说话人借此把人际印象以及言语容量提高或降低，而焦点（focus）指的是说话人借此把其语义聚焦变模糊或变清晰。分级从字面看即加强或减弱强度，它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次领域，而是跨越整个评价系统，大多评价的价值都根据强度分级，分布在由低到高的连续体上，我们将另撰文论述此类评价资源对言语类评价资源的补充和增强。

人文学者要对同国际传播话语密切相关的跨文化价值观话语更加敏锐，关注国际传播话语的潜在特质，也就是跨文化价值观话语。在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关键词》系列丛书，特别是外交篇中，列举解释了诸多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其中融汇了我们很多关于中华文化和新时代中国外交价值观的认同，而这些需要融入各种各类丰富多元的叙事话语中。在国际传播中，对价值观的单纯列举会显得说服力不够，因此既要有针锋相对的价值观论争，如对西方价值观话语中的偏见、歧视和种族中心主义进行犀利的揭示，更要有兼容并包、求同存异、传递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的具体而微的叙事话语，这是国际传播话语应具备的品质。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知网或《外语研究》2022年第2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同济大学 孙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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